《大唐》中对于高丽，颇有清代诸君将当时的日本视为“蕞尔小邦”的误解。然而实则高丽在辽东的经略，却严重挑战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单极国际体系。高丽自魏晋以来，趁中国内乱之际向西北扩张，在经过了与曹魏及鲜卑慕容氏的几次生死搏斗，牢牢占据了辽河流域。
辽河流域位居中原王朝与突厥势力的交界点，对中原王朝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只要控制了辽河流域，也便可以控制东胡各族及国家，如此便可斩断势力已达此地的突厥人之左膀右臂，进而构成夹击突厥的有利形势。
然而高丽占据了辽河流域之后，不但由此获得了肥沃农田，从而经济实力大涨。更以辽河流域为基地，开始将东胡各族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了手里，形成了突厥与中原王朝两大势力间一个微妙的“关键少数”。
从隋文帝至炀帝年间，对于高丽控制下的契丹、靺鞨等东胡族艰难而收效甚微的招抚过程，便可以知道高丽虽然不具备独力对抗中原王朝的实力，但其存在并对东胡各族保持着的实际控制力，在事实上使得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政治格局，难以真正地最终确立。
更有甚者，高丽控制着辽河流域这样的战略要地，如果其与突厥相勾结，则隋将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严重威胁。是以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当隋炀帝在启民可汗帐内无意间发现高丽使节，顿时震怒不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高丽与突厥结盟的潜在危险，已经有了浮上台面的征兆。
大业三年（607年），自启民帐内回朝后，隋炀帝就立即召集群臣讨论高丽问题，当时的裴矩就列举了两大理由攻伐高丽，一是高丽原是中国领土；二是高丽不臣。大业七年（611年），隋朝已臣服了东西突厥，打通西域，征服西南，四方来朝，基本建立起了以隋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举目四顾，唯有高丽仍不臣服，甚至还潜通突厥，阻碍东亚国家入朝，成为隋朝的心腹之患。于是，炀帝下诏讨伐高丽，以期在东亚最终实现其国际战略目标。
然而在这个时候，石之轩的信念，以及他经略西域的成功经验，却使他劝说隋炀帝采用了一个类近于赌博的手段，从而使得这一场本来势在必行的征高丽之战，受尽后世史学家千古唾骂。
大业八年，隋113万大军分成24军，日发一军，相去40里，首尾相继，长达960里。若再加上二百多万馈运夫丁，真可谓漫山遍野式地杀向辽东。这种小说家都难以想象出来的出征规模，由于其戏剧般的铺张受尽唾骂，当时的隋兵部尚书段文振便直言上书表达了反对意见，然而今日如果我们抛开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却可以发现而这样不合理的安排背后所包</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