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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医学用“猪”，中国医学用“狗”，都以动物为“药”，然而，他们让器官再生成为医学科学，而中国医学只能成为医学传奇。中医西医，分道两途，而殊途总难同归。虽然中国医学关于身体修复的想象绝不比西学差，但“可知”在智力和感性层面上能够达到神奇程度，却也不敌“可见”的实践功能。这也算中国医学众多困惑的重点主题之一。
这篇文章见于《环球科学》二〇一四年第五期。西方现代医学对于身体认知，与中国医学最大的不同，当然就是他们最大限度地打开身体，一切皆以“可见”为依据。因为“可见”，所以就能找到身体修复的原因，并且可以反复比较和实验，最终确定从“动物”中提取有效的“细胞外基质”，普遍应用于临床。
前不久读西方最新医学介绍，其中有关于器官再生的研究，回过头来对照徐大椿医案，才发现中国医学这一搁置，就搁置了近三百年。西方医学按其“可见性”的发展，越来越多对人身体内部的发现，以“器官再生”为前沿的“复生医学”发展与运用，就是建立在对人体内部“细胞外基质”的发现上。该发现认为，细胞外基质，是肌体内将细胞整合的“胶水”，它的存在“不仅组成了维持动物组织和器官所必须的生物支架，以避免组织和器官溶解成一团糊状，还能释放信号分子，帮助机体进行自我修复”。因此，外科医生可以“从猪等动物的天然组织中，提取细胞外基质”，植入病人体内，“诱导机体自己再生出新器官，替代受损器官”，从而达到最后修复身体的效果。
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医学很早就向往并且深信不疑的“修生”，总是停留在萌芽阶段？为什么中国医师们目睹器官再生，惊喜之余，却未能发展为完全的修复医学？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势必需要深入中国医学与身体的知识结构当中，而要解清楚无疑相当困难。也许，障碍就出在中国医学对身体的解释中。显而易见，中国医学的方向只是坚持建构身体，而非解析身体。在封闭自足的身体建构中，中国医学只是对身体反复进行知识，从未感到有打开身体的必要。这个被中国医学叙述的身体，可知却不可见。因此，当一个失去的生殖器官突然复生，医师们即使“看不见”它为什么从身体里就重新生长出来了，也没有进入身体内部追问思考和研究的冲动。徐大椿的医案记录，其临床前景尽管十分诱人，其实又一次搁置了修复医学的实质。
《洄溪医案》叙述这个医学事件时，公开了再生灵根方的具体配方，以及制法和用法：
作者医案很少记录医方，但特将此方录出，一方面用来证实该医案的真实性，同时作为一位道德上可信的诚实医师，徐大椿更多希望这个富有成效的方药公诸于世，以利其他医师用来治疗同样的疾病。这也是一个以“活人”为宗旨的中国医师之伦理精神的体现。
但让人感到不满足的是，这个案例在出现过一次以后，至少在徐大椿那里没有第二次记录。按现代西方医学的说法，作者并未能进行有效的重复试验，因此还不能达成实证性价值。事实上，自徐大椿公布他的方药后，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也找不到传统中国医师临床使用的后续证明。这就是说，徐大椿发现并期待发挥更广泛医学作用的医方，实际上无法进行推广应用，而这个器官再生的事实，仅止于历史故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