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内教坊原本按习雅乐的初衷就不再明显，教习的内容从最初的《清商》向其他各部乐进行扩散。比如在这一部音声人带来的乐器中，羯鼓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舶来品，在清商大曲中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乐器演奏。
正是因为这种兼容并包、彼此融汇的接触上，盛唐时燕乐大曲才得以成熟，并诞生出如《霓裳羽衣曲》这种兼具多种风格的传世名篇。
虽然这部大曲常与安史之乱与中唐动荡联系起来，成为唐玄宗穷奢极欲的一个标志，但是千年时光痛且难追，从文化传承上而言，《霓裳羽衣曲》的传世，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后人能够略窥盛唐那种巅峰风貌，成为民族自信的一个文化符号。
内教坊乐人操习舞乐内容得以丰富，乐人们的水平自然也就分出三六九等。这一点在盛唐时期体现的最明显，在武后时期由于史料的稀缺而难于研究。
不过综合自己所知，在这部头米白珠的自陈中，李潼倒也听出一些端倪：这一部乐人还不够资格演奏整部大曲，学的仅仅只是一部分大曲的散序，相对大曲而言，小曲杂调等俗乐演奏自然要简单得多，相应的乐人若计止于此，在内教坊里地位肯定也算不上多高。
但即便是如此，当李守礼打开米白珠呈上的籍卷时，李潼视线余光扫到上面可以表演的曲目仍是满满当当，可见技能还是比较丰富的（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