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作《蛙》中，主人公“姑姑”作为乡村妇科医生，曾给一万多个婴儿接生，是守护新的生命的天使。同时又为了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给无数孕妇强行引产，“毁掉两千八百个孩子”，甚至造成过“一尸两命”的悲剧。那些被引掉的婴儿和死去的孕妇后来化作无数青蛙向“姑姑”复仇：“它们波浪般涌上来，它们愤怒地鸣叫着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她团团围住。”“姑姑”最终嫁给了擅长捏泥娃娃的郝大手。“姑姑将手中的泥娃娃，放置在最后一个空格里。然后，退一步，在房间正中的一个小小的供桌前，点燃了三炷香，跪下，双手合掌，口中念念有词”——显而易见，“姑姑”超越了自己的职业属性和体制属性，渴望通过供奉那些栩栩如生的泥娃娃使自己获得灵魂救赎。
莫言在《捍卫长篇的尊严》这篇《蛙》代序言中明确表示：“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己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毋庸置疑，这种大悲悯乃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忏悔意识。
应该指出，忏悔意识和灵魂救赎自觉正是很多国人所缺少的。大多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委过于人、委过于体制、委过于历史和文化传统。而莫言拒绝这样做。就凭这一点，他就有足够的资格进入世界级文学家的行列。瑞典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认为：“借助魔幻现实主义与现实以及历史与社会视角的融合，莫言创造了一个世界，所呈现的复杂程度令人联想起威廉·福克纳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这应可视为莫言获奖的主要原因。但我以为，深层次的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两个融合所催生的上述对主流价值观、对世俗的超越性和对个体灵魂的忏悔与救赎意识。此外原因还应该有其文体中近乎黑色幽默的比喻。他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这样形容吃高粱面饼子时的生产队长：“只有两个腮帮子像秋田里搬运粮草的老田鼠一样饱满地鼓着”。不仅如此，莫言作品中那天马行空无可抑勒的文学想像力，那长风出谷惊涛裂岸的叙事气势，那山重水复波谲云诡的语言风格，尤其文本中大跨度运行的撼人魂魄的思想力量以及思想背后涌动的对中国充满悖论的国民性和现代性命运的忧思和关切之情，都不能不让读者受到感染和为之动容。想必评委也很难例外，毕竟评委首先是读者。
（01.10.19）（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