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东想了一下又说：“语文教育要更加关注学生的情商。这一点我们过去可能是忽视了。学语文的人是需要一点感情的。麻木的人只会学死板的语文，当然也学不好语文。语文教育更讲一个‘趣’字，一个‘情’字，一个‘活’字。我们常常高喊采用诱思教学，吸引教学。但我们往往少了些耐心，少了点童心。比如，在教学盲人女作家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篇文章时，我们因为课时紧，任务重，也因为料想学生不太感兴趣，大概都是作为自读课文让学生自己看看了事。恐怕很少有人会像吉林长春五中的肖礼老师那样去做：他抱着一个大纸箱走上讲台，顿时引来学生一片好奇。他要学生自告奋勇地蒙住眼睛，然后从座位上到讲台前去抓取箱中的东西，然后用手摸，用鼻子闻，猜出它是什么东西。学生的猜测五花八门，有不少都猜错了。这样做了以后，肖老师才让学生进入课文。课后一位学生写道：‘我感谢我们的语文老师给了我海伦似的感知世界的机会，感谢通过这样的感知，让我对现实生活充满了以前并不珍惜的爱。’
知识可以传授，感受必须体悟，而我们的语文课也常常把体悟的东西当做传授的内容，这样就难免死板。英国一所学校，要求学生必须扮演一天残疾人，有扮演盲人的、也有扮演瘸子的、还有扮演聋哑人的。校长说，爱心是需要感受的，只有自己曾经是‘残疾人’，才会有真正的感受。并且只有这样，将来面对残疾人时，才能从人性的角度平等地帮助他们、爱他们，因为自己曾切身感受到别人的帮助。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语文就是生活。把学生引向生活，把生活带进语文，让学生触摸鲜活的、亲切可感的生命化语文，学生便能感受到语文的生命脉动。陈奂生离我们远去了，但千百万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还在；‘烛之武退秦师’的惊心动魄远去了，但国务院总理答中外记者的妙语连珠还在；装在套子里的别里科夫远去了，但装在分数里的学生还在；买人血馒头的华老栓远去了。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同。生活有多宽，语文就有多宽，心就该有多宽。”
李振东讲的太深刻了，他对语文教学的内容了如指掌，许多课他都教过，举例子信手拈来，运用自如，而又如此生动，让宋晓丹听了赞叹不己。
马丽娇下午没课，英语组的一个年轻老师找她一块到校办公室，给职称评聘表盖章。文书见她俩进来，热情接待，并从抽屉里拿出公章。这时，总务主任走了进来，大声地问文书：“李校长在吗？”
“在。”文书回答。
“我得找他，让他签字报销。”总务主任说完要走，被文书拦住：“你现在别打扰李校长，他刚才告诉我，有重要事，谁也不接待。”
“什么重要事呀？”总务主任问。
“正和一个老师谈话呢！”文书边说边把章盖在了登记表上。
“和哪个老师谈话这么重要？我进去让他签个字就得了。”总务主任说着还要去，文书急了，赶忙过去把他拦住，“李校长说了，不让别人进去打扰。你进去了，我工作不就失职了吗？”
“和谁谈话呢？”总务主任又问。
“和宋晓丹老师。”文书回答。
一听是宋晓丹，总务主任做了个鬼脸，“啊，和宋大局长谈话，那我是不能打扰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看清背冲着他的是马丽娇。
听了这些话，马丽娇的心里很不好受，盖完了章，她和女教师离开。她让女教师一个人回教研组，说自己还有点别的事，就一个人来到了校长室的门外。门没关严，还留着一个挺大的缝，里面说话的声音清晰可见。她听到的是丈夫李振东那洪亮的声音：“语文训练要像种庄稼一样精耕细作。刚才说了要让学生像庄稼一样自由呼吸，给他们广阔的思维空间。一定有人会问：那么考试怎么办？谈这个问题，我想要澄清一个认识误区。我们常说高分低能，其实，想一想，那些成绩好的同学能力是否就低呢？分数低的同学能力就高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能力和分数本质上应该是统一的。搞素质教育不能惧怕应试，但也不能为了应试而扼杀了学生在情感、思维方面的天性。要保证学生真正学有所得，还应该加强语文训练。语文能力的提高，是以一定数量的语言材料积累和反复多次的语言实践为基础的。
仔细想一想现在中学生的语文水平，我们就会感到着急：一名高中生，已学了近十年语文，却写不对一张请假条，表达不清一个意思，写不好一篇文章，读不通一段文言，提不出一个问题，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育的问题。汉语水平低下已不是个别现象，语言错误不仅出现在中小学生的口头和书面表达之中，甚至出现在大学生、硕士、博士的口头和书面表达之中；不仅出现在书报杂志、广告标牌和电视屏幕中，甚至频频出现在学位论文、学术著作和字典辞书中。‘无错不成书’，‘无错不成报’，‘无错不成论文’已是司空见惯。所以科学、严谨的训练是必须的。但是语文训练不等于做题，单纯的做题就把学生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宋晓丹着急地问了一句。
马丽娇隔着门缝看去，丈夫李振东坐在写字台的椅子上，满面红光，满脸笑容。宋晓丹坐在离他不远的沙发上，也是满面笑容。她正向丈夫发问呢。看到这场面，马丽娇的心里确实不好受。当初，真是不应当让宋晓丹回到一高中呀。尽管她知道丈夫不会和宋晓丹再有什么，可这种亲密的谈话，作为妻子，她也是难以承受。
“振东，你说语文训练的核心是什么？”宋晓丹又在发问。
“我理解，核心是习惯。叶圣陶先生曾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张志公先生把它表述为‘字要端端正正地写，课文要仔仔细细地读，作文要认认真真地做。’但听说读写四种基本能力，训练起来总觉得如隔靴搔痒。听，成了听老师讲；说，成了老师一个人说；读，基本上是读望天书、读哑巴书；写，基本上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
加强听说训练，要注意把课堂上师生的单打变为‘双打’，变为‘混合打’，多搞点小组合作学习。读写训练要注意培养学生阅读中的‘写作意识’和写作中的‘读者意识’。在读的时候要想到别人的思路，而不是单纯的字词句的积累；在写作的时候要想到读者，自己做一个读者，考虑阅卷者的感受。”
谈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怎么还不说完呢？站在门外的马丽娇心中焦急。她想进去，借口和丈夫说点什么，把他们冲散。但她知道，一旦这样做了，丈夫会不高兴的，甚至会使问题走向反面。她了解自己的丈夫，这个时候进去，确实不好。不进，他们又没完没了，她还不想走开。只得在门口继续听他们的谈话。
“语文教育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语文教师要像农夫一样浪漫潇洒。”李振东又侃侃而谈了。
“长期以来，唯考试是从心理严重地束缚着广大语文教师。教参怎么写，就怎么讲；前人怎么说，就怎么说；同事怎么教，就怎么教。机械的教学模式和死板的应试技巧让教师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品格。而事实上，教材并不是至高无尚的权威，教参也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考，同事的见解也仅是一家之言。重要的是应该有自己的思考，重要的是应该引导学生大胆思考。有时，存异比求同更重要。语文教育，不能让我们和我们学生的脑袋成为别人的跑马场。否则，不仅会贻误学生，使他们的思维日趋懒惰，从此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也会害了我们自己。高中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出现的‘早衰’现象，已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我更担心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教学理念的日趋保守，教学方式的日益僵化，将使我们未老先衰。”
“有这么严重吗？”宋晓丹紧张地问了一句。
“我可不是危言耸听。问题是严重的，但也不是没有办法。教材有不当的地方，是不是能够删换一些篇目，增加一些课外美文；教参说法太死板，是不是能够给学生讲点自己的见解。陈寅恪先生上讲台的第一天就对弟子们说：‘书上有的我不讲，别人说的我不讲，我讲过的我不讲，今天我只讲从来没人讲过的。’这是何等的风度，何等的潇洒。中学语文自然不能像大学那样来教，我们当然也绝不能与陈寅恪这样的大师相比。但说点自己的或是多样的意见，我想还是可以的。”
“振东，你当了这么多年的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这么有研究，你觉得语文教师好当吗？”宋晓丹问了一句。
“怎么说呢？说好当也好当，说不好当也不好当。说好当，语文教师谁都能当，只要认字就行了。可真正当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那就是太难了。我给你打个比方，上大学读中文时，我最羡慕的是作家，也曾经努力当一名作家。现在看，当作家太容易了，写一本书，自费一出，加入了省、市作协，就算是作家了。而做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呢，那可就是太难了呀。”
“怎么难呢？”宋晓丹又问。
“这么说吧，我很伤感作为语文教师已很少写点文章，写点诗歌，写一点能表达真性情、能与学生进行灵魂碰撞的东西了。谈古人的诗文，我们给学生条分缕析，都说这里好那里好。可是没有激动，没有兴奋，没有手舞足蹈，没有泪眼迷蒙。这不叫真语文，语文老师一点儿也不潇洒，一点儿也不浪漫，甚至多愁善感都不会，很可悲！
醉卧溪头，狂歌五柳，种豆南山，采菊东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酒黄昏，行吟泽畔，这是我很向往的境界。虽然现实与理想总有一段距离，但我仍想拿它与你共勉。说来有些纸上谈兵，但只要孜孜以求，总会有潇洒的一天。”李振东满怀深情地说。
“振东，你说的真是太好了，太让我受感动，受启发，受教育了。”宋晓丹声音激动地说。
“晓丹，其实，只要你努力，用不了多久，你一定能超过我的。我对你的实力，还是十分了解的。”李振东说。
“真的，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宋晓丹欣喜地问。
“那当然。我们曾经是夫妻嘛！”李振东笑着说。
门外的马丽娇听了这话，心脏气得突突直抖。她再次向屋里看去，宋晓丹已经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那个大笔记本也拿在了手中，“振东，浪费你这么多宝贵时间，多谢了。”
“别客气。这些观点也是一家之言，仅供你参考。希望不久的将来，看到你的教学成果。”
马丽娇知道他们谈完了，要分手了，她赶紧离开了校长室的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