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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七促膝谈正统（上）
范昭回想几日来与吕四娘的连番舌战，忽然道：“天意。我想，一定是天意。”吕雁梅问道：“什么天意呀？”范昭道：“咱俩的相遇，一定是天意。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其实正统什么的我根本不在意。”吕雁梅害羞得低下头，然后又抬头道：“正统之事不能儿戏，正统是天下人心所在。昔前秦王猛告诫苻坚不要伐晋，只因东晋是人们心目中的正统。苻坚不听，才有淝水之败。”范昭点点头，自嘲道：“我说怎么会败给令慈，令慈手握大明玉玺，代表汉家正统，我输给她再正常不过了。足见上天待我何其厚也。”吕雁梅道：“福份因果，冥冥之中自有天定，朝代兴衰，个人荣辱，岂非都是天定。”范昭微微皱眉道：“话说回来了，什么才是‘正统’？才是天定？”吕雁梅一笑，道：“范哥哥的样子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典故。”范昭一愣，问道：“什么典故？”吕雁梅答道：“三国时，曹睿问黄权，天下三分，到底哪一个是正统？黄权答道，正统不正统不是我们说了算，得验证于天文，往年荧惑守心，而文帝卒，这就是验证。”范昭抱拳道：“燕姑娘家学渊源，在下佩服。”
吕雁梅莞尔，道：“你不用恭维我了，其实你说得也挺有道理的。”范昭道：“可是你娘的驳辞，我无话可说。清廷的文字狱确实为祸尤烈，就说吕家这件事情，源头在于曾静案，曾静案实为谋反案，尊祖吕公受其牵连而祸至子孙。吕公不过是著书立说，学术探讨而已。如果看了书的人做事需要写书的人负责任，那谁还敢写书？反倒是康熙一朝虽也有文字狱，但是史家认为‘文禁稍宽’，所以，清初思想大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不但没事，还能著书立说。吕公学说也能安然流传。大抵康熙皇帝能理解前朝遗臣遗民的心情，故而以安抚为主。”吕雁梅道：“我娘虽然痛恨雍正，但对康熙却偶有赞言。前明遗老王夫之晚年集毕生心血着史论《读通鉴论》，内有‘（对付夷狄）杀之不能为不义，诱之不能为不信’等等大忤逆之言论，康熙帝视而不见，足见其胸怀宽广，非雍正能及。”
范昭来了兴趣，详细问《读通鉴论》。吕雁梅详为解答。异史氏不一一记之，只总结如下：王夫之大约从六十九岁开始论著，至其七十三岁逝世前才完成。此书借引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分析历代成败兴亡，总结经验，探求历史发展规律，寻求中国复兴的大道。全书约六十余万字，分为五十卷，每卷之中以朝代为别；每代之中以帝王之号为目，共三十目；目下又分作专题；另在卷末附有叙论四篇。
最后吕雁梅道：“我娘非常赞同王夫之的一句话：‘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范昭道：“原来令慈的捡漏说根源于此！”吕雁梅点点头，道：“明朝已经亡了多年，亡国原因早已有人详细总结了。清朝是不是正统，还可以争议。我娘曾提到，按照北宋欧阳修的说法，正统可以传递，也可以绝统，比如宋遥继唐的正统，而五代时就是绝统。眼下清廷是胡人，是正统还是绝统得全面仔细审视。”范昭道：“原来如此，是正统还是绝统要看是不是复兴汉学，所以文字狱就成为清廷复兴汉学的污点。满清文字狱，坏就坏在文人自己身上。”吕雁梅道：“也不能这么说吧。大抵文人总有文人情结。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仁政者必不会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奸恶之徒，必会党同伐异，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满清文字狱之毒，始于庄廷鑨《明史》案，始作蛹者，其无后乎！”
范昭想起《鹿鼎记》中的双儿，遂问《明史》案来龙去脉。吕雁梅思索一下，说出一番话来。
吕雁梅细说庄廷鑨《明史》案：“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是个盲人，有感于‘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也想留下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尚贼’、‘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夷寇’等等。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权臣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清军在杭州城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范昭道：“这么说，《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之恶劣先河，致使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吕雁梅道：“是。大儒孙奇逢所编的明史资料《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后被人营救出狱。更有歹徒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范昭感慨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清朝文字狱如是，明朝呢？”吕雁梅微微一怔，道：“文字狱不过是朝政者清除异己，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明朝也有文字狱，但因是汉人江山，所以，忤逆者鲜有涉及华夷言论、谋反罪名，也就不会连累家门族人。燕王朱棣登位后，杀方孝孺，令‘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方孝孺诗文改名为《侯城集》，才得以行于后世。永乐三年十一月，庶吉士章朴家藏方孝孺诗文，被斩。与方孝孺有关的文字也不行，比如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元史》的作者）诗集中有“送方生还宁海”，全部被删节涂墨。另外，有关建文帝及殉难诸臣的诗文一律被禁，并鼓励告密。”
范昭皱眉道：“人治社会不如法治社会甚矣。”吕雁梅微微一笑，道：“明清都有律令，如何不是法治社会？倘若执法犯法，平民百姓有冤向何处伸呀？”范昭一扶额头，道：“是。我糊涂了。”吕雁梅道：“文字狱并不限于民间，官场上也有文字狱。比如康熙五十年的文字狱《南山集》案，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检举当朝名士、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言狂悖’。康熙命刑部查处。”范昭脱口道：“都是当官的，怎地不官官相护？莫非赵申乔和戴名世有嫌隙？”吕雁梅不答，侃侃而谈。
为方便今人阅读，异史氏整理如下：
康熙五十一年，刑部上奏康熙，查实戴名世十年前刊印的一本叫《南山集偶抄》的书中“悖逆”之处有：《与余生书》一文中录有南明三王年号，并将南明与蜀汉、南宋相比，认为未可以伪朝视之。在另一文《与弟子倪生书》一文中提到清开端应为康熙元年，顺治朝不得为正统。《南山集》中尚记有以下内容“….（前明太子朱慈烺）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太子外祖也。是时，太子秭长公主，栖于奎家，相见掩面器。奎举家拜伏称臣。已而奎俱祸，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伪，今在臣家。奎不敢匿也’。因召群臣识之。或言为真，或言为伪，谓真者皆死。太子后杀于狱中”。